美国若想要战胜新冠病毒，回归疫情开始之前的生活，究竟应该将中国视作与之抗衡的对手，还是视作战胜疫情所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呢？事实是，若不将中国列入解决方案之中，美国就难以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

　　无论如何否认或者掩饰，一个迅速崛起的中国正考验着美国在各个领域中的领先地位。问题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任何一方面临无法独力应对的挑战之时，两国的政治家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在竞争中找到合作之道。

　　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不是中国

　　病毒没有护照，没有意识形态，也不受边界限制。当病毒感染者打喷嚏所形成的飞沫被健康人吸入，无论他是美国人、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他们生理上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当疫情全球蔓延之时，正因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真正意义上地通过封锁国境与世隔绝、独善其身，所以每一个国家都处在危机之中。如今无法逃避的现实是77亿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渺小的地球上——正如肯尼迪总统在美苏面临命运攸关的核危机时所指出的双方共存的必然之道：“我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我们同样珍视子孙后代的未来。我们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华府官员以及美国两党的外交政策精英们在疫情问题上“甩锅”的说辞暴露出了某种逃避主义──他们借此试图来逃避自己失败的责任。成年人应该接受现实。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不是中国，而是在危机来临时未能做出相应的反应。

　　新加坡和韩国采取紧急措施已经数周，为何美国仍对此置若罔闻？在2003年非典、2009年猪流感和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接连暴发后，是谁未引以为戒，做好准备？当韩国政府在零号病人出现几周后，就立刻开始着手每天检测超过一万人（这个数字现在已高达每天两万人），与此同时，又是谁在用一个又一个的借口反复推脱？

　　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们依然坚信美国的制度在根本上是好的；但美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失策，同时也理当承认其他国家取得的成功。

　　难道要拒绝他国成功经验和援助？

　　早在一月份，中国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疫情信息：一月初，中国成功分离首株新冠病毒毒株，并与世卫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全世界的科学家得以开始着手进行疫苗研究。（Moderna，一家总部位于波士顿的公司，已经响应号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研制出了一种疫苗，如今这种疫苗已经进入政府的测试审批流程）。

　　意识到这种病毒的威胁之后，中国展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高强度抗疫斗争。这其中就包括封锁中国疫情最早暴发的地方——武汉，一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数天之后，中央政府又在湖北全省境内拉起一条防疫封锁线，约有5000多万人口被隔离起来。

　　所有城市中的社区和公交枢纽都设立了强制性的检测点；许多旅馆、体育馆和学校都改造成了临时医疗中心；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与搅拌车和运输卡车云集武汉，新的医院以惊人的速度拔地而起（其中有一座可以容纳1000张病床的医院在10天内完工）；成千上万的解放军被调动起来，负责分发物资和保障物流运营。

　　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已经取得成功，其感染曲线事实上已经趋向于零，包括苹果、星巴克、麦当劳在内的美国零售巨头都已开始重新开业。

　　对今天的美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可能去阻止病毒感染我们成千上万的民众、杀死数十万人，并且最终瓦解我们的社会。如果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能够研发出降低人群感染率的抗病毒药物，那么美国是否该进口这些药物？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在接下来的一到两个月里研发出了某种疫苗，而美国某些部门却坚称这些药物在一年之内不会获得任何批准。一旦这些药物在新加坡和韩国被证明有效，那么读者会愿意等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吗？

　　考虑到目前全美医院以及一线医疗和急救人员对于N95型口罩的迫切需求，如果中国愿意运送数百万只口罩给美国，正如他们最近在意大利做的那样，那么美国是否应该欢迎这些口罩呢？如果中国建立的筛查和诊断流程是有效的 （首先进行广泛的体温检测，然后对那些排查出来具有发热症状的人群进行CT检查，如果存在嫌疑，医生还会采集化验样品进行分析，直到确诊为止），那么美国是否应该因为这些经验的源头而拒绝学习呢？

　　放弃幻想，中美需要同心协力

　　不应抱有幻想。战胜这场流行病是关键的国家利益，需要两国同心协力。如果不能精诚合作，美中双方都无法独自完成这一目标。从未来12个月内的经济增长，到两国公民对于各自政府的信心，再到两国的全球地位和声望，这次考验的成败牵动世界人心。

　　在真正的战争中，死亡人数是关键。在经济方面，真正的增长才能产生盈利。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随着疫情的到来，对于医疗设备的迫切需求会使得任何口水战都相形见绌。

　　现在，金融市场押宝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已在这场持久战中拔得头筹。在第一季度的急剧下滑之后，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恢复稳健增长，而美国却在长期的衰退和萧条间来回徘徊，那么中美之间的GDP差距还将继续拉大。如果中国政府能在保障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利——上面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美国政府却在面对疫情时束手无策，那么抨击中国做法的言论就会显得像酸葡萄心理。

　　在疫情之外，不能忘记还有一个更高的视角，那就是有关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本世纪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美国四分之一。如今，中国已经迎头赶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领导层满怀信心，而美国经济则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不前。

　　三大领域合作可谓当务之急

　　研究疾病有关的知识、研发治疗疾病的药物，以及制定预防和治疗方案，这些都是天然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事业。通过世界各地实验室的科学发现，生物医学才得以进步。本质上，科学研究是需要通力合作的。如今，美国人发表的科学论文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拥有至少一名外国合作者。全美三分之一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博士学位由中国学生获得。

　　因此，在抗击新冠病毒和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病毒时，中美两国应该如何合作呢？有三大领域可谓当务之急：

　　首先，两国应该从基因组测序到流行病研究的数据交换开始。

　　在评估目前的势态和考虑对策时，关键因素在于如何减少疫情的不确定性：由于对于这种新型病毒知之甚少，只有通过不断收集数据进行分析，才能对它逐渐加深了解。来自各个疫情暴发国的高质量数据将成为战胜疫情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各国对于准确数据的广泛需求提醒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当中，在程序和透明度上达成一致是何等重要。

　　随着中国科学家迅速测定出这种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且向世界各国发布，一场全球规模的研究工作终于得以展开。利用这些基因序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学家于两周之后成功确认了病毒进入感染者细胞的机制。次日，这一实验发现由一家中国实验室成功复制。甚至研究疫苗的进展也依赖于这些早期公布的病毒基因组。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奇所评论的那样，从获得序列到进行人体试验，科学家们在此次疫情中所取得的进展是“史上最快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拥有这些基因信息之后，科学家可以通过对比感染情况，像绘制家谱般详细地勾画出病毒的传播图谱。

　　在疫情暴发初期，疫情国所及时共享的数据将有助于其它国家更好地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对于最早出现在武汉的病例而言，中国医生采集的数据使得世界各国对于这种病毒的传播能力可以进行初步估计；有了这些数据，构造流行病学模型成为可能——这些模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应对疫情的基础。最先受到疫情冲击的中国为全球的卫生专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用以估计死亡率，并且通过这些数据建立模型，来预测疫情的影响范围、传播途径，以及严重程度，从而确保了各国政府能够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其次是诊断和公共卫生措施领域的合作。

　　如果中国能够发现出某种有效的患者筛选程序，能在机场、企业和学校广泛运用，那么美国是否可以采纳呢？反之，如果研究者们发现某种高通量的诊断技术，并且证明这种技术更加便宜、迅速且精准，难道这成果不会被分享吗？在贸易摩擦开始之前，美国每年进口的220亿美元的医疗设备中，约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考虑到美国国内目前剧增的感染人数，这些设备对美国医疗体系是不可或缺的。

　　最后的合作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

　　为此哈佛大学医学院最近宣布了一项合作计划，旨在与中国同行协力抗击新冠病毒。其中，中方的负责人正是钟南山，中国政府抗击新冠病毒工作的主要带头人。早在2003年，他就是发现非典型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第一人。这项哈佛大学与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联合计划目前正致力于研究新冠病毒的基本生物学特征及它与感染者的互动方式，这些研究有助于发现更好的诊疗手段。

　　为了更好的研究抗病毒药物，科学家需要理解病毒如何感染人类——通过识别冠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入口，科学家可以设计一把阻止病毒侵入的锁。为了更好的诊断病毒和监测病情的发展变化，科学家需要准确识别出病毒的生物标志物。在研制疫苗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免疫失衡可能导致抗体依赖性增强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体内的防御蛋白将会加速感染进程。目前，学界迫切需要精确认定免疫学指标。

　　正如科学家所反复强调，合作研究往往可以带来更理想的结果。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科学创见，在抗击新冠病毒这类紧迫问题上的合作总是利大于弊。随着世界各国政府开始着手抗疫，他们应该谨记不论数据的收集和整合，还是试剂和设备的共享都需要各国保持密切沟通。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应当认识到两国唯有携手才能战胜病毒这个死敌。因此，结成伙伴关系，即使是有限的合作，对两国而言都极具战略意义。中美两国能否在竞争的同时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呢？ 人们很难在心中同时维持两个相互矛盾的观念。然而战胜病魔，别无他法。

　　作者简介：

　　格雷厄姆·艾莉森（Graham Allison）

　　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道格拉斯·迪伦讲席教授，在该校任教超过50年。艾莉森教授是国防政策领域的顶尖专家，其研究领域包括核武器问题、俄罗斯问题、中国问题以及决策过程。艾莉森教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创始院长，并担任贝尔弗中心主任直至2017年，该中心被评为全球“第一大学附属智库”。艾莉森教授曾在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内担任助理国防部长，曾荣获美国国防部最高文职官员荣誉——杰出公共服务国防奖章。艾莉森教授2017年的新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是一本享誉国内外的国际畅销书。

　　李岢安（Christopher Li）

　　现为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助理，研究兴趣包括中国外交政策、亚太安全，以及科学与技术问题。他与格雷厄姆·艾莉森教授在“避免大国战争”项目中合作，该项目旨在研究中美战略竞争，中国史与中国政治。在该项目中，李岢安负责中国工作组的协调工作。除此之外，他还曾承担美中二轨对话的翻译工作，为“中国网络政策”项目提供诸多帮助。李岢安还负责协助美国前国防部长阿什·卡特 “科技与公共利益项目”下的生物科技版块，该项目旨在研究新型技术如何在服务于整体公共利益的目标下进行研发和管理等问题。